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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的位置是： 作为厦门市浙江商会会长，汪卫东从浙江的一个小山村走出来。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里，从验货员变成了全省的业务主管，工作七年后，毅然辞职创业，开启商业版图。在外贸行业上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之后，他又敏锐地嗅到了商机，投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而后，不忘回归乡里，创办现代农业。
他有着浙江人的低调谦逊，又继承了浙商的“四千精神”在事业的追逐上，他从未停下脚步，不断开拓新领域。他说，自己的企业虽然是多元化经营，但核心是一样的，把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贯穿在每一家公司，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这不仅让他在多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也为下一步的布局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汪卫东：我出生在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的一个村子里，改革开放之初，我老家是个鱼米之乡。1992年，我进入“世界五百强”的英国雅士高洋行。从一名普通验货员做起，之后主管北方片区的业务，两年后回到福建，负责全省的业务，那时候主要的工作基地就是在厦门、泉州、莆田、福州这些地方。上世纪90年代，厦门已经发展很不错了，我一开始就对厦门的印象非常好，后来，也在厦门遇到了爱情和婚姻，所以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刚开始是帮老外打工，一开始工资就两千多元，1993年的时候，那时候同学在单位上班，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元，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1998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创业了，到2001年正式成立自己的外贸公司，做鞋、服、包等贸易，市场主要在美国和澳洲。
那时候刚好赶上外贸快速发展的时期，从1991年到2000年，厦门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21.6%，2001年到2011年，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连翻两番多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20.3%，无疑，我们是这一时期的最大受益者。
汪卫东：我自己从打工到创业，包括现在守业，一直在想创业不容易，但是守业更难。不管是自己还是年轻人，最主要是一生要不断去学习，从管理的理念再到前沿的科技，没有学习，不管做什么行业，都会被甩在后面，这时代的车轮转动太快。
另外就是要坚守中华传统的美德，你的诚实守信就代表公司、企业的文化，如果没这一点，就会被同行、客户抛弃。以前都是向西方学习，现在我们讲文化自信，时代变了。以前崇尚西方医学，但这几年慢慢也在变化，越来越多人去了解中医、接受中医，这就是文化自信。
到我们个人，首先把自己的小家做好，把自己的小企业做好，慢慢地汇总，才能把一个个城市的竞争力上升到整个国家的竞争力，那是整个国家的民族自信，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
《商汇》：从外贸行业到“智慧城市”，您的转型跨度大，也很有前瞻性。“智慧城市”具体涵盖了哪些范围？
汪卫东：2003年，我刚好到杭州找一位老乡，问我要不要一起开拓新市场，那个时候还不叫“智慧城市”，而是叫做智能安防。他说这个行业代表未来。我后来深入了解以后，也觉得很不错。所以，从2003年开始，我就参与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当中。
虽然那时候只是作为一个投资人，但是也逐渐意识到，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会出现某些不可控状态，包括管理、交通、教育、医疗、环保等各个方面，城市越大，不可控因素越多，如何高效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最好是让城市各个系统都具备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总依靠人类，这就需要“智慧城市”，其实就是城市的大脑。
《商汇》：2012年，您就成立了厦门银江智慧城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外贸到“智慧城市”，您如何兼顾两大板块？
汪卫东：我在厦门打造“智慧城市”的全国营运总部，目前已经是厦门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也取得了很多社会荣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厦门市专精特新企业、厦门市“智慧城市”。
当初对我来说，“智慧城市”是完全陌生的领域，我就请了职业经理人负责外贸板块，拿出15%的股份去奖励管理团队，因而，外贸业务非常稳定，客户也很稳定。所以，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一定要懂舍与得的关系，一定要让团队跟着你一起发展。后来我们在做“智慧城市”，也有一个持股平台，让所有的高管来做股东。
汪卫东：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未来的智慧城市一定是在中国。第一是中国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们从3G时代的追赶，到4G时代跟西方平起平坐，到5G时代，我们的应用领先，到6G时代，我们掌挥话语权，这是我亲身感受的。
第二个我们有很多创新性的应用场景。由我们公司自研的BIM数字孪生综合管控平台为Al驱动预测性运维建立体系支撑，通过算法模型，可实现对核心设备进行多模态监测，为重资产设备的预防性故障管理提供支撑；资产能效精细化管理，建立各运行单元画像，结合业务情况进行动态能耗管理监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综合数据生成辅助决策调优报告；沉淀建筑设备管养数据知识图谱，构建故障图谱,实现故障自动诊断、预警，出具故障解决辅助方案，提升故障处理效率，降低运维成本；运营决策辅助对资产、设备进行生命周期管理，分析投入效能和可靠性评估，优化资产配置，提供决策辅助。
汪卫东：我们在开化县打造“国家东部公园”的契机下，伟屹集团致力于建设山茶油、茶叶、蔬菜、水果、大米、水产、苗木花卉、养殖等八大有机产业基地，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建成农业博物馆、休闲养生区、品牌运营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创建集生态、休闲、文化、观光于一体的高效生态有机循环农业综合示范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另外，我们也做了不少投资，依托伟屹集团多元化产业背景优势，重点关注数字经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新基建等产业股权投资及生态合作资源建设，通过金融和科创为产业赋能，为企业助力，为股东创富。
《商汇》：您创办的伟屹集团目前已实现多元化产业经营，您认为要做好多元化，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汪卫东：直观上看，我们的经营业务各自都比较分散，但是每一个行业都有它发展的特定因素。外贸是因为原来我打工的经历，做智慧城市是因为老乡带着我进入这个行业，做农业则是因为家多的情怀。我认为，核心要素是职业经理人必须专业，老板作为投资人不一定要特别专业化。这是我们这几年搞多元化的经营理念，也保证了在困难时候能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专业的团队，干专业的事。
另外，要有一以贯之的企业文化，从创业之初，我们就把“诚实守信”当作我们企业文化的核心，并贯彻始终，这也是保证我们能够稳定推进多元化经营的基础。
汪卫东：一个是从传统外贸行业转向到跨境电商和国内电商行业。跨境电商板块打算重点发展东南亚，他们现在的市场需求很大。而国内的直播电商，实际上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主要依靠专业的团队，依靠年轻人。
还有就是“智慧城市”建设，过去几年，“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上已经从高峰期在往下走，我们现在布局的是产品的国产替代。第二个就是往服务走，就是运维服务，因为以后智慧城市运维服务是一个大蛋糕，在国内有差不多万亿的市场份额。我们有个子公司叫咚咚技术，准备打造国内运维服务的头部品牌。
再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和清华大学一个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团队有很多业务上面的合作，现在准备把他们引到厦门，利用清华的技术加强自己。这几年，我们也跟厦大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合作快四年，已经投了几千万。人工智能现在只是婴儿期，还没有真正迎来大爆发，未来的应用场景还很多，不可限量。
《商汇》：您理解的浙商精神是什么？作为厦门市政协委员和招商顾问，您对厦门的发展有何建议？
汪卫东：我们浙商经常讲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所以就要走出来。我理解的浙商基因，一个是勤劳诚信，还有一个是谦逊，这也是我们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我觉得跟闽南人的“爱拼才会赢”很相似。
作为厦门市政协委员，我做了不少提案，主要都是关于加大支持厦门市民营经济，还有加大培育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在厦门市十四届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我的提案《关于厦门智慧交通提升的建议》被厦门市政协列为重点提案。作为厦门市招商顾问，我对接了很多大型招商项目，也引进了不少优秀的浙商企业。
厦门要着重布局未来产业，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这都是下一轮城市竞争的核心。比如说人工智能，这也要细化，其实人工智能也分重人工智能和轻人工智能，重人工智能比如说像宇树机器人做成硬体，我们厦门机会不大，但是，如果做软件平台、做后台、做算法，这些是轻的，厦门还是很有机会。你看火山引擎，市里已经引进来了，阿里的通义千问现在市里也在对接，再加上我们厦门原有的几千家软件企业，合力起来未来很值得期待。
